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前景并不乐观。

　　先看一组数据：根据人社部的统计公报，2010 年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退休人员是 5944 万人，而到 2015 年，则参保退休人员已经增加到 7531 万人，“ 十二五 ” 期间增长幅度为 27% 。但是，2010 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支出为 3272 亿元，到 2015 年已 经增加到 7532 亿元，“ 十二五 ” 期间增长幅度为 130% 。再看 “ 十二五 ” 期间中国卫生总费用，2010 年为 2 万亿，到 2015 年则增加到了 4 万亿元，增长幅度为 100% 。

　　当然，医疗总费用和城镇职工医保费用的上涨，不完全是人口老龄化所致。但若说老龄化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，应该是毋庸置疑的。

　　谈到卫生总费用的未来增长趋势，我们或许需要深入地了解一下 “ 医养结合 ”， 这个目前已经对中国的老年服务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中国特色的概念。其实，在实践中，医养结合既不能满足失能老人生活照料和康复护理的服务需要，也不利于在中国建立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筹资机制。

　　本文首先回顾 “ 医养结合 ” 的由来，并引用多方权威数据，详细论及 “ 医养结合 ” 制造的服务误区和筹资误区，同时，从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 “ 健康 ” 概念入手，介绍健康老龄化、积极老年化和老年人长期照护等，具有国际共识性的基本理念，并通过归纳和总结长期照护制度的历史演进，以及荷兰、德国和日本的长期照护服务和保险的经验，试图借他山之石，探索一条在中国可行的老年服务和长期照护之路。

　　健康社会政策视域中的老年服务、 长期照护和“医养结合”

　　作者 I 唐钧

　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

　　“ 十二五 ” 以来，人口老龄化和老年服务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中国政府、学 界、媒体和全社会的热切关注。

　　在最近的7年中，政府有关部门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发展老年服务，前前后后发了 50 多个文件;以 “人口老龄化 ” “ 老年服务 ” “ 长期照护 ” 和 “ 医养结合 ” 为主题词，在 “ 知网 ”上的 “ 期刊 ” 和 “ 报纸 ” 两个分类中，分别进行搜索，可以找到相关的文章将近4万篇。

　　然而，在实践中，老年服务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。

　　因为与此利益攸关的各个方面各有自己的小算盘，实际上目标并不一致。虽然在人、财、物等方面各自都投入了一定的力量，但因为目标不一致，从而使作用力的方向不一致，反倒造成了力量相互抵消，结果是相互掣肘的 “ 蚂蚁效应 ” ，即：当一群蚂蚁把一块奶酪搬回蚁窝时，前面的蚂蚁和两边的蚂蚁都在向前用力，而后面的蚂蚁却在往后拽，还有些蚂蚁爬到了奶酪上更增加了搬运物的重量。

　　显而易见，后两者也在忙忙碌碌，但实际上是在帮倒忙。在上述背景下，一个对当前老年服务有着重要影响的新概念———医养结合，实际上正在起着上述后两者的作用。

　　必须指出，医养结合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概念，在国际上甚至闻所未闻。遗憾的是，医养结合已经坐大并正在使很多医疗服务机构和老年服务机构，陷入误区而难以自拔。

　　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，是因为放眼世界，医疗服务和作为社会服务的老年服务，通常会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服务领域。如果查阅世界上重要的国际组织发布的与社会保护、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相关的文献，通常都把医疗服务和社会服务划分得很清楚。

　　最新的证据，是在世界卫生组织 2016 年出版的《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》中，就明确地将 “ 卫生系统 ”(第四章)和 “ 长期照护体系 ”(第五章)分两章分别进行阐述。 (详情参阅世界卫生组织官方网站：http://www.who.int/ageing/publications/world-report-2015/zh/ )

　　因此，要深入讨论这个与老年服务利益攸关的重要问题，首先要理清由医疗服务机构提供的、以疾病治疗为主要目标的医疗服务，和由老年服务机构提供的、以生活照护为主要目标的老年服务，究竟有什么区别?这样做的目的，是要避免老年服务跌入作为 “ 世界性难题 ” 的 “ 医改陷阱 ” 。否则，如今医改的困境，可能就预示着老年服务的前景。

　　一、“ 医养结合 ” 的由来及其制造的误区

　　从本文一开始，就大不敬地对当前颇为流行的医养结合的说法进行了抨 击。从近年来的实践中，医养结合正在甚至已经诱使中国的老年服务走入了误区。

　　以下首先要分析的就是：在当代中国，“ 医 ” 和 “ 养 ” 是如何被 “ 拉郎配 ” 地 “ 结合 ” 乃至 “ 融合 ” 的，以及这个强扭的 “ 瓜 ” 在实践中，会造成怎样的 “ 不甜 ” 的后果。

　　(一)“ 医养结合 ” 的由来

　　在老年服务 “ 圈内 ” ，一般来说，对 “ 医养结合 ” 这个概念及其来龙去脉是这样诠释的：当前中国的老年人，健康问题非常突出。世界卫生组织 2016 年出版的 《中国老龄化与健康国家评估报告》中指出：2013 年，中国 2.02 亿老年人口中，有超过 100 万人，至少患有一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。很多人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病。

　　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，与年龄密切相关的疾病，诸如缺血性心脏病、 癌症、脑卒中、关节炎和老年痴呆症等慢性(非传染性)疾病所累及人口的绝对数字，将持续增加。

　　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，随着老年服务机构，尤其是民营老年服务机构的发展，有一个问题越来越突出，这就是入住机构的老人日常看病吃药的问题。因为罹患慢性病，他们就需要长期服药。因此，老年服务机构不得不定期派员，陪护罹患慢性病的入住老人去医院看病开药，这给机构和老人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和困扰。

　　于是，有的老年服务机构便聘用具有执业医师资格的医生，入驻机构为老人开方抓药，但这又常常被看作 “ 非法行医 ” 。 这是因为，中国的《执业医师法》有这样的条款：“ 依法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，经注册在医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中执业的专业医务人员，适用本法。”

　　这条规定常常被解释为，医师或助理医师若要行医，不但自己个人要取得执业资格，还必须在注册过的 “ 医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 ” 中才能行医， 否则就有 “ 非法行医 ” 之嫌。

　　因为法律条文中，规定的可以合法注册执业资格的机构，并没有明确包括老年服务机构，所以即使老年服务机构请来的医生本人具有执业资格，但机构却没有(执业资格)。所以按法律规定，在老年服务机构中行医，是不被许可的。也正因为这样理解《执业医师法》，所以入住老年服务机构中的老人，看病吃药等医保待遇，在机构中是无法落实的。

　　于是，老年服务机构便通过民政部门提出了一项动议，能否在老年服务机 构内部，自设一个医务室并享有医保资格?医务室按入住老人的需要储备一些药品，然后请有处方权的医生来为入住老人开药，医药费从医保基金中报销， 这样做可以省得入住老人和服务人员，在机构和医院之间费时费力地来回奔波。

　　同时，也希望在医院和机构之间建立一个就医的绿色通道，在老年人出现 急性症状时，能够尽快地送进医院得到及时救治。这样的动议，后来被概括为 “ 医养结合 ” 。但是，这个动议当初并未得到有关政府部门的回应。

　　(二)“医养结合”引发的服务误区

　　近年来，因为老年服务得到党中央、国务院的重视，有关部门也开始积极 起来，并迅速接过了医养结合的旗帜，搞起了实际上以 “ 医 ” 为主，以 “ 养 ” 为辅的医养结合。这种结合的结果，就是四处涌现的 “ 医院办老年服务机 构 ” 和 “ 老年服务机构办医院 ” 的热潮。

　　在有些地方，大量兴办基本上按医院住院部模式办起来的 “ 护理院 ” 。甚 至在一个市县的区域范围内，出现了将老年服务机构统统办成护理院的情况。 说这些护理院是医院模式，是因为根据有关部门的《护理院基本标准》，实际上，从硬件设施到软件配备，从环境氛围到细节安排，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医院的住院部。

　　显而易见，这样的 “ 医院模式 ” 的护理院，并不适合失能老人长期居住，即便是完全失能老人也一样。 平心而论，对失能老人进行长期照护的老年服务机构，应该办成一个有温馨的家庭氛围的社区，入住老人应该是社区居民，而不是病人或患者。

　　圈内评判一所好的老年服务机构，一般有三个标准，即 “无异味、无压疮(褥疮)、老人 脸上有笑容 ” ，其中的第一点和第三点，是任何人只要有心就可以明显感受到的，但这在医院模式的护理院里却并不常见。

　　护理院的门槛非常高，按《护理院基本标准( 2011 版)》规定：仅就人员配备而言，每 50 张床位，至少要有 1 名具有副主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医师， 至少有 3 名具有 5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医师。当然，至少还要配 5 名具有主管护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护士，少不了还要有护理人员 40 名，其中至少要有 13 名注册护士。

　　想一想，这 50 位入住的老人要负担多大的人工成本?很保守地粗粗匡算一下，仅工资一项，每个老人至少负担 7500 元或以上。 另一个问题是：我国目前总共有将近 700 万完全失能老人，按上述配备， 至少需要 56 万名 “ 具有 5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医师 ” ，182 万名注册护士。

　　但是，根据 2015 年《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提供的数据：中国执业医师和助理医师 304 万人，注册护士 324 万人。两相比较，上述标准是否信口开河?

　　可能有人会提出异议：不可能 700 万完全失能老人全住护理院。那么，这 就要追问一句：谁该住，谁不该住?是让有权有钱的人住?还是让更有需要的人住?顺着这个思路似乎可以再问，都完全失能了，还怎么区分谁更有需要?

　　再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走，可以设想，最后的局面会不会特别像现在政府办的社会福利院，有需要的人就须排大队，甚至排到 100 年之后，即使缩短一半也是 50 年。

　　如果将这种已经非常典型的尴尬处境概念化，可以称之为 “ 公立困境 ” 。 从经营者来说，这么高的标准，应该只有政府以不计成本的事业单位来办 才行。但是，是事业单位就要 “ 吃皇粮 ” ，而政府财政在这方面能够动用的资金有限。与需求相比，肯定缺口非常之大。否则，问题早就解决了。

　　但现在不仅是中国，就连号称 “ 福利国家 ” 的发达国家，大多也不敢再走这条路。如果中国非要走 “ 别人不敢走的路 ”，上述尴尬处境立现。于是，政府办的护理院该谁住，不该谁住?同样面临无解的 “ 公立困境 ” 。

　　如果指望社会资金投入来办 “ 民建民营 ” 的护理院，那么，且不谈盈利，如此之高的基建和设施设备的投入，如此之高的日常运营成本，社会投资什么时候才能收回成本?

　　因此，也只有把公帤变作 “ 社会资金 ” 的国企，可以自诩瞄准高端消费市场而自得其乐。当然，“ 高端养老 ” 可以交给市场这只 “ 看不见的手 ” 去决定其命运。但从实践看，因为创办者大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原本就没把服务失能老人放在心上。试问这对属于刚性需求的真正的老年服务市场，又有多大助益?当然，当前也有一些民营机构依然存活，但此中又生出了多少赖以 “ 生存 ” 的潜规则?

　　(三)“ 医养结合 ” 引发的筹资误区

　　在为长期照护服务筹资方面，医养结合也同样可能导致方向性的错误，即 试图用医疗保险基金来支持老年服务。正因为如此，到目前为止，各地的试点大多用的是 “ 长期护理保险 ” 的名目。

　　今年以来，有些地方为了名副其实，干脆改称 “ 长期医疗护理保险 ” 。 把名称改为 “ 长期医疗护理保险 ” ，自有其道理。在一些地方试点中，因为 主要是以医疗保险基金来支付长期护理的费用，因此规定将支出的范围局限在医药费用上，而失能老人更需要的生活照料和康复护理的费用，则不在保障范围之内。

　　这与一直以来住院病人的生活照料须由其亲属承担，亲属承担不了的则须自费请护工的做法，一脉相承。 另外，从一些地方的 “ 长期(医疗)护理试点 ” 的实践看，其初衷就是要减少 “ 社会性压床 ” ，而老年护理机构和居家老年服务，确实分流了一大批在医院长期住院治疗的失能、半失能老人，使长期以来 “ 挤住院 ” “ 压床 ” 等问题得到了缓解。

　　但是，虽然失能、半失能老人被从医院转移出去，但他们入住老年机构的 费用，却仍然由医保基金支付。医院的床位是不会空着的，如果没有一笔独立的基金支付长期照护(护理)的费用(以替代医保基金)，那么总体来看，最后的结果是医保支出仍然是在不断增加。当然，与此同时，医院的收益也大大增加了。

　　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前景并不乐观。

　　先看一组数据：根据人社部的统计公报，2010 年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退休人员是 5944 万人，而到 2015 年，则参保退休人员已经增加到 7531 万人，“ 十二五 ” 期间增长幅度为 27% 。但是，2010 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支出为 3272 亿元，到 2015 年已 经增加到 7532 亿元，“ 十二五 ” 期间增长幅度为 130% 。再看 “ 十二五 ” 期间中国卫生总费用，2010 年为 2 万亿，到 2015 年则增加到了 4 万亿元，增长幅度为 100% 。

　　当然，医疗总费用和城镇职工医保费用的上涨，不完全是人口老龄化所致。但若说老龄化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，应该是毋庸置疑的。

　　说中国医疗保险制度脆弱，其原因在于制度设计。在《社会保险法》中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筹资方式，是 “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，由用人单位和个人缴费以及政府补贴等组成 ”，同时强调 “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支付不足时，政府给予补贴 ” 。

　　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方式，则是 “ 由用人单位和职工，按照国家规定共同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” 。相比而言，医疗保险少了政府托底的承诺。

　　实际上，近年来学界一直认为，医疗保险的未来趋势不容乐观。梁鸿( 2016 年)曾撰文指出：“ 我国医保基金支出增幅，大于收入增幅的现象或许会越来越严重。”《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报告 2014 》直接发出了警告：“ 2017 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将出现当期收不抵支的现象，到 2024 年就将出现基金累计结余亏空 7353 亿元的严重赤字。”

　　《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报告 2016 》则再次亮出黄牌：“ 按 2000 - 2015 年医保基金收入增幅年平均 19.75% ，支出增幅年平均 21.43% 推算，2029 年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将出现当期收不抵支的现象，到 2034 年，将出现基金累计结余为负的情况。”

　　为此，2017 年 6 月 28 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《关于进一步深化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，文件中提出：要 “ 保障基本 ” ，要 “ 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 ” ，“ 着力保障参保人员基本医疗需求” 。文件针对的是 “ 新一轮医改 ” ，其中强调：“ 严格规范基本医保责任边界，基本医保重点保障符合 ‘ 临床必需、安全有效、价格合理 ’ 原则的药品、医疗服务和基本服务设施相关费用。公共卫生费用、与疾病治疗无直接关系的体育健身或养生保健消费等，不得纳入医保支付范围。”

　　文件中并没有提及 “ 长期护理 ” 或 “ 长期医疗护理 ” 。

　　在中国，还有个麻烦事，即一个概念，譬如 “ 医养结合 ” ，譬如 “ 长期护理 ” ， 一旦 “ 上了文件 ” ，就很难纠正。但是，在这个概念 “ 上文件 ” 之前，又往往并没有广泛听取意见。

　　现在的尴尬处境是：即使在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中，使用的概念已经是 “ 长期照护保障制度 ” ， 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纠正不过来。 综上所述，提出 “ 医养结合 ” 的初衷其实很简单，但现在被利益化、复杂化了。

　　在实践中，医养结合既不利于满足失能老人生活照料和康复护理的服务需要，也不利于中国社会建立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筹资机制。因此，要深入讨论老年服务和长期照护，还必须从基本理念谈起。要更上一层楼，需要从在国际国内都已经成为热门的社会议题———“ 健康 ” 入手。

　　二、健康理念的倡导与反对医疗中心主义

　　在当今世界，“ 健康 ” 已经成为一个被讨论最多的社会话题之一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个议题当前的热度反映了其背后深刻的社会背景，即针对的是另一个老生常谈：“ 医改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。”

　　实践证明，就医改谈医改，其结果就是 “ 按下葫芦浮起瓢 ” ，并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。如果强调医养结合，还可能会导致一个后果，就是把种种并不成功的医改思路引入到老年服务中来。所以现在的希望就是在更高的层面上，真正从健康的高度去讨论疾病和医疗、老龄化和长期照护的问题。

　　(一)世界卫生组织的 “ 健康 ” 定义及其由来

　　1947 - 1948 年间，世界卫生组织的诞生带来了一个关于 “ 健康 ” 的崭新定义，其英语的表述是这样的：“ Health is a 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l, mental social well - being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disease infirmity ”。据苏静静、张大庆( 2016 )考证，世界卫生组织的中文官方网站上对上述定义的译文是：“ 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，而系体格、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全状态。”

　　如果用通俗一点的语言表述，以上的健康定义是否可以译为：健康不仅是 不生病或不衰弱，而且还是身体的、精神的和社会的完好状态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健康应该有三个层次，即没病没灾、身心健康和幸福美满。

　　上述 “ 健康 ” 概念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出，并非 偶然。首先，世界卫生组织 ——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，按照其本意，应该翻译成 “世界健康组织” 。在这个名称中，最重要的关键词是 “ 健康 ” ，所以必须对其做出界定。

　　其次，则是为了反对医疗中心主义。于是，世界卫生组织自打其成立起，就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一个尽可能完整的 “ 健康 ” 概念。 就像苏静静、张大庆( 2016 )文中指出的那样：18 世纪末以来，公共卫生和医学科学的发展，逐渐使人们相信通过医学治疗、公共卫生运动和个人的行为，即可以延长寿命。

　　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抗生素、疫苗、DDT 等的发现和推广彻底改变了过去传染病控制的进路，这使医学家对医学产生了一种过度的乐观，认为全世界的健康和疾病问题，都可以在短期内逐个得到解决。这样的理想主义的思潮，被后世称作 “ 医疗中心主义 ” 。

　　但是，事态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。

　　以 20 世纪中期为界，人类走出 “ 急性传染病时期 ” 之后，便马上转入了 “ 慢性病时期 ” 。在 “ 急性传染病时期 ” ，人类的第一杀手是诸如鼠疫、疟疾、霍乱、天花等烈性传染病。20 世纪中期，因为 “ 抗生素、疫苗、DDT 等的发现和推广 ” ，上述烈性传染病被控制住。

　　但遗憾的是， 人类却并没能从此走向一个无病无灾的幸福世界，而是转入了一个以心脑血管疾病(高血压、脑卒中和冠心病)、癌症、糖尿病、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为主要杀手的 “ 慢性病时代 ” 。

　　显而易见，与急性传染病相比，慢性病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特征：其一，慢性病的致病原因，主要是受到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影响;其二，对于慢性病的治疗，一般来说只能控制病情发展而难言治愈。正因为如此，在 20 世纪前半期形成的 “ 治疗至上 ” 的 “ 医疗中心主义 ” ，已经与以慢性病为主要威胁的当代社会中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(唐钧，2008 )。

　　在中国科协 2014 年的年会上，韩启德院士( 2014 )发表了一些对医学和医疗服务的 “ 颠覆性意见 ” ，在中国社会引发了巨大反响。在这些 “ 颠覆性意见 ” 中，就有 “ 医疗对人的健康只起 8% 的作用 ” 的说法。此后，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研究发现，在中国不胫而走：“ 在影响健康的因素中，生物学因素占 15% ，环境影响占 17% ，行为和生活方式占 60% ，医疗服务仅占 8% 。”(王东进，2016 )这个研究发现，应该与 1992 年世界卫生组织的《维多利亚宣言》相关。

　　诸如此类的 “ 新思维 ”(至少对中国社会是这样)，应该与前面提到的 “ 健康 ” 概念所表现的逻辑和思路高度一致。

　　(二)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

　　也许是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更容易引起关注也更值得关注，从目前搜集到的资料看，世界卫生组织的 “ 健康 ” 概念及其他的一些 “ 新思维 ” ，似乎在各大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政府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战略和社会政策中，贯彻得更落实、更有效。

　　在当今世界的相关研究中，有三个关键词体现了上述的新概念和新思维，这就是 “ 成功老龄化 ” “ 健康老龄化 ” 和 “ 积极老龄化 ” ，也有研究者将这 三个概念看作国际上对老龄化的认识的三个阶段。

　　1987 年，美国学者罗威( John Rowe )和卡恩( Robert Kahn )提出了 “ 成功老龄化 ” 的概念，将其表述为：在外在心理和社会因素，对人的老化过程的积极影响下，使老年人各方面的功能很少下降，使他们保持良好的身心平衡，激发他们生命的活力，并在社会参与中逐步实现自我(张旭升、林卡，2015 )。

　　但是，美国的穆里尔( Muriel Gillick, 2010 )对老年化 “ 成功 ” 与否的说法提出了质疑：谈论 “ 成功老龄化 ” ，也就意味着，不健康、缺乏活力的老年人是 “ 不成功 ” 的。人人都想到老年时仍能保持活力与健康，而没有实现这一愿望的人，就有可能被视为一种失败，并因身患残疾而受责难。 于是，表述更为严谨的 “ 健康老龄化 ” 应运而生。

　　1990 年，世界卫生组织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倡导的 “ 健康老龄化 ” 发展战略，强调的就是人在进入老年以后，继续在生理、心理、智能等各方面尽可能在较长时期保持良好状态(王育 忠，2009 )。

　　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《关于老龄化和健康的全球报告》( 2016 ：VII)提 出：

　　“ 健康的老龄化并不仅仅是指没有疾病。对大多数老年人来说，维持功能发挥是最为重要的。”

　　“ 年老并不一定意味着健康状况不良。老年人面临的许多健康问题，都与慢性疾病有关，特别是非传染性疾病。这些疾病中的大多数，可以通过采取健康行为而预防或延缓发生。而其他健康问题，尤其是在尽早发现的情况下，也可以得到有效控制。即使是对于能力衰退的老年人，良好的支持性环境，也可以保证他们有尊严的生活，并继续个人发展。”(世界卫生组织， 2016 ：5 - 6 )

　　2002 年，联合国大会通过了《马德里政治宣言》和《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》。相关建议中明确了三个优先行动的领域：老年人与发展;促进老龄健康与福祉;确保老年人从有利和支持性的环境中获益。

　　同年，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《积极老龄化：政策框架》一书，书中提出了 “ 积极老龄化 ” 的定义：“ 为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，尽可能优化其健康、社会参与和保障机会的过程 ” 。该定义强调了对多部门行动的需求，目标是确保 “ 老年人始终是其家庭、所在社区和经济体的有益资源 ” 。

　　世界卫生组织 ( 2016 )制定的政策框架，确定了积极老龄化的六个重要的决定因素：经济、行为、个体、社会、卫生和社会服务、物理环境。

　　(三)老年人长期照护及其国际共识

　　2000 年，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个报告《建立老年人长期照顾政策的国际

　　共识》。该报告 ( 2000 )提出了 “ 长期照顾 ” ( Long - Term Care ) 的定义：长期照顾是由非正式提供照顾者(家庭、朋友和/或邻居)和专业人员(卫生、社会和其他) 开展的活动系统，以确保缺乏自理能力的人能根据个人的优先选择，保持最高可能的生活质量，并享有最大可能的独立、自主、参与、个人充实和人类尊严。

　　报告中指出：虽然目前确定的卫生保健的目标，是以预防的方式来促使老 年人更加健康，但是永远要对身体虚弱和失能的老人提供长期照顾。值得注意的是：在这里又把卫生保险和长期照顾分成了两个部分。 报告中列举了长期照顾 “ 包括但不限于 ” 的重要内容，共有9项：

　　( 1)保持参与社区、社会和家庭生活;

　　( 2)关注住房的环境性适应和提供辅助装置以弥补功能减退;

　　( 3)评估和评价社会照顾和卫生保健状况，产生明确的照顾计划并由适当专业人员和准专业人员采取后续行动;

　　( 4)制定规划以通过降低危险 性的措施和质量保证以减少失能或预防进一步恶化;

　　( 5)必要时在专门的机构照顾或社区照顾的环境中提供照顾;

　　( 6)明确地承认和满足精神、情感和心理需要;

　　( 7)酌情提供必要的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;

　　( 8)提供对家庭、朋友和其他非正式照顾者的支持;

　　( 9)由具有文化敏感性的专业人员和准专业人员提供支持服务和照顾。

　　还需指出的是，在世界卫生组织 2000 年的报告中，Long - Term Care 一词 ，被翻译成 “ 长期照顾 ” 。但在 15 年之后，在世界卫生组织 2016 年发布的两份报告中，已经将 Long - Term Care 改译成 “ 长期照护 ” 。就中文语境而言，这个变化可能非常重要。

　　综上所述，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 “ 健康 ” 理念，是使我们摆脱 “ 医疗中心主义 ” 的羁绊，从而走上追求真正的 “ 身体的、精神的和社会的完好状态 ” 的必由之路。在当今世界，“ 健康 ” 理念已经通过 “ 健康老龄化 ” “ 积极老龄化 ” 和 “ 长期照护的国际共识 ” 融入，并影响着各国政府的老年政策。

　　完整意义上的 “ 健康 ” 理念，在老年服务领域的成功实践，可能远超医疗服务领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