婚姻、生育和养老,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衰老的孤独和死亡?
新京报2019-03-06 13:14:37 分享      
  这两天,网络被一则沉重的话题刷屏:#父母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#。话题来自于综艺节目《我家那闺女》。节目展现了袁姗姗、傅园慧、吴昕、焦俊艳等单身女性的独居生活,而当大龄、单身、女性这几个词出现在一起,还会出现什么词,你懂的。

  “你怎么还不结婚啊?”没有几个人不会对超过30岁的女性问出这样的问题。外人也许还是随口一说,可父母是会真着急。甚至觉得找不到喜欢的,找个会过日子的也可以啊,感情嘛,培养培养就有了。父母为何如此咄咄相逼,子女总是不理解,子女看到的是守旧的观点和掌控别人生活的控制欲。

  然而演员高亚麟和焦俊艳的对话,对父母的催婚给出了另一则解释,那就是:

  “父母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,父母在,你看不见死神,父母一没,你直面死亡。”

  这句话初听令人发蒙,细听下去却令不少人触动。而这种触动背后,是对衰老的孤独和死亡,心中隐隐作祟的恐惧和慌张,也暗含了子女对父母既心疼又无奈的矛盾心情。

  衰老和死亡的孤独,我们还不懂

  有些人对《我家那闺女》没什么好感,大概是因为“大型催婚现场”这一标签。节目中,镜头里记录着年过三十的独身女性的生活,镜头外的演播室里,闺女们的爸爸和其他不同年龄段的嘉宾坐在一起边看边品评,讨论主题又总是围绕着婚姻和家庭。这样的配置,演播室里竟然没有吵翻天,想来应该有嘉宾暗自忍着脾气。

  为了写这篇文章,打开了焦俊艳相关的两期看了看,意外觉得这两期针对“催婚”的讨论做得还可以。不同观点通过嘉宾配置得到了平衡,面对老爸们“不依不饶”的传统家庭观,大张伟、易立竞的反驳令人印象深刻,还相当有综艺效果。

  易立竞:婚姻是一个选择项,而不是必选项,也不是衡量人生成功与否的条件,对吧?大张伟:对,爸爸们觉得这肯定不是失败的,只要不是自个儿闺女就行。爸爸们:(就你话多.jpg)袁姗姗爸爸:如果她选择不结婚不生小孩,我走的那天,我可能很伤心地走了。大张伟:哎呦喂。易立竞:这话对儿女来说是多大一个压力啊,这是不孝啊。大张伟:伴侣陪伴的时间最长,为什么不是第一位。他们觉得伴侣肯定不会离开他们,所以不重要对不对?(讨论孩子、自己与伴侣的排位,爸爸们把孩子排在了第一位,大张伟坚持把伴侣排在第一位。)

  传统和新式观点,在讨论中一直保持着对立,谁也说不动谁。但到了高亚麟和焦俊艳对谈的部分,节目的冲突感减弱了,很多人看到这部分表示,终于理解父母为什么催婚。

  焦俊艳说道人如果赤条条来去无牵挂,不活在别人的期待里,放弃什么能怎样,离开这个世界又如何。而这时高亚麟来了一句:“父母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。”在煽情的音乐声中,他继续解释道,当父母离世的时候,我们才会真正开始思考死亡的问题,到那时有很多事情想做,但是时间来不及,人就会变得患得患失,会催促别人做一些事情;而当与儿女失去沟通的纽带,他们会希望能有个说得上话的孙辈,为了小孙子小孙女,他们也要好好活下去。

  想起一个同学曾说,她以后要生孩子的话,是为了给她妈妈玩。当时不解,现在终于明白,孤寂的晚年,望着儿女远去不回的背影,父母需要一个希望。而相同的境况,我们中大多数人,总有一日也要面对。

  婚姻、生育的话题,经高亚麟这番话,转向了新的维度:我们该如何面对人生的终点?两代人在“孤独终老”这个问题上,产生了分歧。焦俊艳这样的年轻人觉得孤身一人也不是不可以,住在养老院说不定还有挺多帅老头,而走了就是走了,也没什么好留恋的。但高亚麟的一句话,道出大言不惭的年轻人很少思考到的问题:我们还不知道,老去和死亡,到底有多孤独。

  延伸阅读:《人类婚姻史》,【芬兰】E.A.韦斯特马克 著,商务印书馆2015年1月版。

  “孤独终老”的底气,来自于哪里?

  孤独终老,在大多已经走到人生后半段的父母眼中,是无法接受的,更无法接受子女还自愿选择那样的结局。在他们的世界里,解决这个问题,最好的办法就是结婚生子。

  我们会如何看待婚姻、生育与养老之间的关系,跟所处的文化环境有关。在传统家庭养老文化的氛围之下,这三者之间是相互绑定的。东亚自古尊老,随着年龄的增长,子女孙辈的数量越多,越有出息,个体的地位和尊荣感就会越高。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,你不可能不结婚生子,它是人生必经的过程,也是保证自己安度晚年的唯一选择。

  三者的连带关系被打破,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。技术变革带来了物质生产的飞跃,也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,家庭职能渐渐被社会机构所替代,大量脱离家庭的原子化个体涌入城市成为无产工人,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:资本家的掠夺和压榨,压得工人阶级罢工反抗,社会生产无法稳定进行,此时资本主义政权在镇压反抗的同时,会采取安抚手段平息工人的愤怒,其中就包括建立养老金保险制度。

  以养老金保险制度最早建立起来的德国为例。19世纪后半叶,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掀起了工人反抗热潮,俾斯麦政府对此深感不安。当时的首相俾斯麦主张镇压,并促进国会通过了《反对社会民主党进行普遍危害活动法》。德国社会民主党来源于工人运动,俾斯麦通过这部法律在1878年至1890年之间,将许多工会活动置于非法地位。而同时为了平息愤怒,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法律,包括1889年颁布的《养老、残废、死亡保险法》。俾斯麦此举虽然带有政治目的,以妥协的姿态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反抗性,但客观上推动了养老金制度的成立。

  养老金制度的建立,意味着传统的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。国家和社会负有为一人终老的责任,婚姻、生育和养老之间的连带关系被打破。渐渐地,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,追求个体自由的人越来越多,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或被动地选择放弃家庭,开始独居生活。

  接受“孤独终老”的生活,意味着将婚姻、生育和养老彻底解绑。但这是需要底气的,理想情况下,“孤独终老”的底气,来自于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。

  而目前的中国,社会化养老制度还在完善过程中,家庭养老仍为主要形式。有些老一辈人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初复杂的政策变革,生活从“有国家兜底儿”一夕之间变成“靠自己”,对“养儿防老”更为看重。但在新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则有不同的看法。他们有的对社会发展充满自信,相信社会化养老能满足自己的需求;有的虽然对未来发展保持疑虑,但眼下自己开心要紧,未来的不确定性那么大,提前规划也不一定有用……代际之间的矛盾有多大,侧面反映了社会的变革有多迅速。

  虽然养老制度还不够完善,但我们已经一只脚跨进了独居时代。分裂的家庭诞生了同样庞大的空巢青年和空巢老人群体。独身文化的发展,让人们开始探索“孤独终老”可能存在的形式——自己攒够钱,做好投资,自己养自己;和朋友相约一起终老,哥们与闺蜜,有些时候可比伴侣和孩子要贴心;攒钱住好的养老院,每天和同龄人在一起搓麻“吃鸡”看剧看小说,互相怼彼此糟糕的过往……

  想法归想法,现实是现实。住养老院——好的养老院有多贵?服务的质量信得过?和朋友约好一起孤独终老,转眼Ta就脱单结婚怎么办?自己养自己,真出事了怎么办,要不要去网上加个“孤寡人士中老年送医互助组”?

  在不完善的制度之下,我们“孤独终老”的底气,有多少是来源于“我们还年轻”。

  解决孤独终老的恐惧,婚姻并不是必经之路

  真正解决孤独终老的问题,需要完善社会养老的措施,让其真正成为一种自由的选择。然而在社会养老不完善的前提下,老一辈人提出来的结婚生子,是解决孤独终老的好办法吗?觉得这个方法行得通的人,想法还局限在传统“养儿防老”的观念桎梏里。

  在电视剧《天道》中,王志文饰演的丁元英在反驳母亲“养儿防老”时说道:“妈,如果你养儿是为了防老,那就别说母爱有多伟大了。你养来养去还是为了自己,那是为了交换,等不等价还两说着呢。碰到我这么个不孝顺的,你就算赔了。”这个说法过于直接伤人了,父母与孩子的关系,跟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纯粹的利益关系相比,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但这种类比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,如果一直抱着结婚生子就是为了不孤独终老的想法,就会对伴侣、对孩子有所求,而当对方无法满足自己的时候,心里就会苦得难受。而活在父母期待中的孩子,在父母面前永远都直不起腰来。

  事实上,即便结婚生子,在死亡面前同样要面对孤独,而如果当年屈就婚姻,晚年与伴侣形同陌路,与孩子又无共同语言,所面临的痛苦,不知道要比孤独终老大多少倍。

  所以真正有用的是婚姻吗?是生育吗?不,能够抵抗终极孤独的,只有自我。然而我们的文化塑造出来的人格,习惯于把自己缩到最小,为整个家庭、为后代而存在,而只要父母辈不改变,这种“我付出你偿还”的欠债式亲子关系,永远也没有尽头。

  在电影《时时刻刻》中,朱丽安·摩尔饰演了一位在旁人眼里非常幸福的家庭主妇劳拉,丈夫工作体面稳定,孩子查理乖巧可爱,但是她却不快乐,甚至想杀了自己。在阅读伍尔夫的小说《达洛维夫人》之后,她反复质问自己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。终于有一天,她选择离家出走,这在查理心中留下了一根刺。长大后的查理得了艾滋病,跳楼自杀。劳拉回到美国,见到在查理生前照顾他的克劳丽莎,劳拉说她知道查理为什么会自杀

  (这跟她当年抛弃他有关)

  ,而她对此并不后悔,如果后悔她内心还能好受一点。当时的她没有选择,重复的生活把她推向了死亡边缘,而在死亡面前,她选择活着。

  《时时刻刻》(2002)中的劳拉,离家后结束家庭主妇的重复生活,在加拿大找了一份图书馆工作。

  劳拉这种彻底忠实于自我的方式,恐怕会令所有中国父母唾弃——这不是自我,是自私。然而劳拉所忍受的社会指责和内心煎熬,都不足以令她放弃自我。像她这样的人,是最不怕孤独的。

  现代社会我们需要的是互相尊重彼此自由意志的亲子关系,需要努力耕耘自我的个体。然而出现在我们很多人面前的难题,是固有想法已经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的父母。让习惯了付出的父母学会找寻自我,难度不亚于改变他们的固有观念。很多人只能尽量在保持自我独立的前提下妥协,对年迈的父母既无奈又心疼。所以我们会在“父母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”讨论中,有人会说出要听爸妈的话,为了父母而结婚的话来。

  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金士杰在电影《剩者为王》中的自白,会感动那么多年轻人的原因吧,我们多希望两代人能和解,多希望催婚的父母也能理解下我们:

  “她不应该为父母而结婚,她不应该在外面听什么风言风语听多了就想着要结婚,她应该想着跟自己喜欢的人白头偕老的去结婚。昂首挺胸的,要特别硬气的,憧憬的,好像赢了一样……我真真切切地想到了,我有什么理由不真真切切地等着她实现?……我是她的父亲,她在我这里,只能幸福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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